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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以下简称“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打造区域共同体成为提升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径,区域一体化发展成为当下社会共治的关键环节。一体化发展在遵循整体性治理理念的基础上,强调把握法治思维,以法治思维提升一体化治理效能。准确来说,就是要以法律一体化为抓手,从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来构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保护机制。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性不断凸显,生态一体化也成为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内容,其经历了从“公地悲剧”到“合作治理”的发展过程,着力于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治理和综合保护。其中,流域上中下游、干支流、左右岸之间密不可分,相互制约,具有动态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在跨区域生态治理中呈现“碎片化”,一体化为流域实现良法善治创造了可能。流域中跨界河湖的污染流动性与区域开放性特征给水环境治理带来了重大挑战,加之流域中不同行政区各自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资源禀赋,导致了跨界河湖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一体化扭转了传统分割式的治理模式,促进了跨行政区在跨界河湖治理中的理解与认同。但从理论上讲,一体化的理论意蕴高于区域间的协作,而协同治理理论则明晰了跨界河湖治理的逻辑起点,运用该理论能更好地实现跨界河湖治理从协同走向一体。协同治理坚持法治协同先行,其法律路径包括了协同立法、联合执法、协同司法等。其逻辑互动关系主要表现为:通过协同立法实现流域的统一规划、统一治理、统一调度和统一管理,明确长三角跨界河湖的治理方向;通过联合执法平衡区域间生态利益,推进跨区域跨部门的协调联动;通过协同司法提升司法办案效率,加强长三角跨界河湖治理的司法保障,实现立法、执法与司法的协同推进,从而构建协同一体的流域生命系统。
长江流域作为我国重要的流域生态体系,其统筹保护和协同治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长三角为例,其横跨江苏、浙江、安徽、上海三省一市,区域内河网纵横交错,水流贯通,拥有上百条跨省界河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理念为河湖流域治理提供了思路,也为将流域作为整体保护指明了方向。联合河湖长制的发展成熟于长三角地区,现如今面临“一河多策”“一湖多策”的难题,分段分区、“多龙管水”的管理保护模式对流域的整体保护也暴露出难以协作的跨界河湖治理短板,跨界河流不同位置、不同河段的管理保护方式方法不尽一致,长三角内跨界河湖的治理形势仍然十分严峻。鉴于此,本文基于协同立法、联合执法、协同司法的法治框架,剖析了阻碍长三角地区跨界河湖有效治理的根本症结,以期为长三角跨界河湖治理的困境纾解提供可行的路径。
1 规范检视与地方实践:长三角跨界河湖治理的法治保障现状
1.1 长三角跨界河湖治理国家层面的规范检视
2011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太湖流域管理条例》,旨在江浙沪范围内建立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并设立太湖流域管理机构维护流域水事秩序,行使监督管理职责,进一步加强水行政执法对长三角区域发展的保障作用[1]。2019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印发了《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指出要围绕长三角淀山湖等湖泊构建区域水利发展的新格局,筑牢以环淀山湖为创新绿核的生态基底[2]。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强调坚持协调共进和绿色共保,提升跨区域协同合作和生态环境联保共治能力,使长三角成为区域联动协作的先手棋和突破口[3]。2019年12月,水利部制发了《河湖管理监督检查办法(试行)》,重点强调了跨行政区域的河湖管理责任,强化了各级河湖长以及河湖管理部门的履职责任,对跨界河湖的规范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4]。
2023年2月,国务院批复《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总体规划》),作为首部经国务院批准的跨行政区国土空间规划,其强调推进长三角跨区域一体化空间协同治理,实施生态环境的联保共治[8],是制定跨省域法定规划的创新成果,对于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2023年3月,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紧扣地方实际发展需要,正式将区域协同立法机制写入《立法法》,其对于协同立法的主体、效力位阶和制定程序的详细规定是化解长三角地方间立法冲突和促进区域一体化合作的重要保障。2024年7月,生态环境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支持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解决示范区在生态绿色一体化推进中存在的难题,并从体制机制上打破长三角的地区分割和行政壁垒。
总体而言,国家层面关于跨界河湖治理的规范层级不断加深,对长三角具有引领导向作用,国家也不断重视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作为协同立法综合实验区的战略定位,对整个长三角的协同立法具有借鉴意义。
1.2 立法尝试:长三角跨界河湖治理的协同立法
目前,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协同立法走向纵深,总体来说,经历了从初始的行政协议,再演变为区域合作协议,再到如今协同立法走上“快车道”的发展过程[9]。2016年,长三角三省一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共同签订《关于新安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协议》《关于共同推进宁杭生态经济发展带建设合作框架协议》,此类由行政机关讨论纯行政事务的行政协议具有参与主体单一性的特征,是早期不同区域行政主体协商议事的主要方式。
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合作行政的签订主体外溢至国企事业单位、人大立法部门以及行业协会等。在长三角区域协作方面,2018年,三省一市人大签署《关于深化长三角地区人大工作机制的协议》《关于深化长三角地区人大常委会地方立法工作协同的协议》,三省一市司法厅(局)签署《沪苏浙皖司法厅(局)关于共同推进更高质量平安长三角法治长三角建设的合作协议》。在河长制协作方面,2020年9月,沪苏浙两省一市生态环境、水利(务)局(厅)等9个部门联合印发《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重点跨界水体联保专项方案》,旨在促进示范区河湖长制的协作配合,深化跨界河湖的联保共治。政府间行政协议的功能似乎已经发生嬗变,凸显了签署主体对区域价值选择的目标一致性。
值得关注的是,政府间行政协议类似于一种新的“法律形式”,虽具有灵活性高和时效性强的治理优势[10],但具有软法的效力。为了完善长三角区域协同立法,2024年3月,江浙沪两省一市人大常委会分别表决通过《促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条例》,这是全国首部跨区域协同立法,也是以法治方式促进跨行政区共建共治的创新路径。
1.3 行政落实:长三角跨界河湖治理的联合执法
在跨行政区域的联合执法方面,长三角各省市合作密切。2019年,青浦、吴江、嘉善三地发文互聘联合河长,探索形成联合巡河、联合保洁、联合监测、联合执法、联合治理五位一体的联合河长制,已成为长三角常态化运行的制度体系,实现了省际交界河湖联合河长制的全面覆盖,促进了区域内跨界河湖事项的“融合”管理以及河湖生态系统质量的稳步提升。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会同江浙沪河长办建立了太湖、淀山湖湖长协作机制,旨在推进两湖河道及周边陆域的统筹管理和综合保护,解决跨区域跨部门的关键问题[11]。太湖流域建立了省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旨在协调解决太湖流域水生态环境治理保护的重要事项,并对流域规划的具体实施提供指导帮助。特别是在《太湖流域管理条例》实施后,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内部建立了三级水政监察队伍体系,不断完善配套机制建设;在外部建立了“一湖两河”的流域与区域合作机制,逐步强化水行政执法的联合巡查与磋商督办。
在跨部门的联合执法方面,长三角各省市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江苏省在太湖流域设立了水污染防治委员会,并成立了省太湖水污染防治办公室(简称“太湖办”),旨在协调太湖流域水污染治理的法制建设、规划、监督和管理等工作。浙江省组建了治水办,成立了“五水共治”技术服务团,由水利、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相关涉水管理部门联合办公并直接服务于政府,共同统筹协调“河湖长制”工作。
1.4 司法能动:长三角跨界河湖治理的协同司法
表1 长三角跨区域审判机关间的流域协同司法Table 1 River basin collaborative justice among trans-regional judicial organ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
| 协同主体 | 协同成果 | 协同意义 |
|---|---|---|
| 沪苏浙皖四地高院 | 《长江三角洲地区人民法院加强跨域司法服务协作的协议》 | 明确跨域立案协作、共同开发委托办理诉讼事项协作平台 |
| 沪苏浙皖12家法院 | 《长三角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协作备忘录》 | 构建长三角司法协作机制,形成司法保护合力,促进长三角生态文明建设 |
| 上海2家法院与江苏3家法院 | 《长江口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合作框架协议》 | 各方在加强日常联络、推动信息共享、强化联动协作、搭建研讨平台等方面达成共识,以推进长江口生态环境保护跨域司法协作 |
| 苏沪浙皖四地高院 | 《长三角地区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司法协作框架协议》 | 对构建流域内各法院之间在委托送达、委托调查、委托执行、跨区域间案件管辖、信息互通、建立联席会议等方面的司法协作作出了有益探索 |
| 苏沪浙皖四地高院 | 《长三角地区人民法院联合发布典型案例推进法律适用统一实施办法》 | 涉及环境资源保护等三大类案件,作为长三角地区同类案件适法参考,为长三角地区提供更加优质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
| 沪苏浙皖6家法院 | 《长三角环境资源司法协作框架协议实施细则》 | 深化跨四地环境资源司法协作 |
| 苏浙皖7家法院 | 《苏浙皖毗邻地区七法院破解“执行难”合作协议》 | 明确了“共享法庭”协作方式和工作流程,打造办案“同城效应”,为探索长三角司法一体化提供了新样本 |
| 苏沪浙皖四地高院司法厅 | 《长三角区域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协作方案》 | 建立健全长三角区域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协作机制,促进长三角区域司法鉴定协同发展 |
表2 长三角跨区域检察机关间的流域协同司法Table 2 River basin collaborative justice among trans-regional procuratorial organ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
| 协同主体 | 协同成果 | 协同意义 |
|---|---|---|
| 沪苏浙皖四地检察机关 | 《关于建立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协作机制的意见》 | 要求各地互相通报生态环境检察主要业务工作数据和有重大影响案件、区域关联案件信息,促进区域间法律适用的一致性和协调性 |
| 沪苏浙皖四地检察机关 | 《加强环太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协作三年行动方案》 | 充分发挥长三角区域检察协作办公室统筹谋划、综合协调和督促职能,破除地域壁垒,推进联防联控 |
表3 长三角司法机关与地方机关间的流域协同司法Table 3 River basin collaborative justice between judicial organs and local organ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
| 协同主体 | 协同成果 | 协同意义 |
|---|---|---|
| 安徽高院、安徽省生态环境厅 |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的司法确认规程》 | 完善了司法确认程序 |
其中,跨区域审判机关开展协同司法实践层级最高、形式多样,三省一市高院是推动长三角司法协作的主要推手,中级法院之间以及毗邻基层法院之间的协作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长三角环境资源保护也成为跨区域检察机关、地方机关司法协作重点关注的领域和环节。在水生态环境执法司法的衔接与协同互动上,太湖流域管理局主动推进生态检察官制度与河湖长制对接,成立了“太湖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联合工作室”,加强与检察机关的协调合作。此外,示范区建立了警务合作中心,公安机关不断加强与水行政执法部门的联合执法,以打击水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守护水域平安。
总体而言,围绕长三角生态环境、流域治理、跨域事项的案件不断增加,司法协助行为的着力点也由传统的协助调查、协助执行、代为送达等延伸至跨行政区划、跨流域的立案和集中管辖、协助调查取证、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等方面,长三角协同司法的内涵也逐渐丰富。但不难发现,大多数协作协议难以避免同质化的形式主义弊端,暴露出部门间司法协同不足、适用标准不统一等固有的缺陷。
2 一体化协同治理背景下长三角跨界河湖治理的现实困境
2.1 长三角跨界河湖治理缺乏跨区域立法整体性
一是长三角跨界河湖治理地方协同立法不足,未建立起流域统筹区域协同机制。目前,仅有《总体方案》《规划纲要》等简单涉及长三角河湖管理的政策性文件,暂无明确的上位法对长三角跨界河湖的管理保护作出具体规定,相关区域合作协议缺乏有效的约束力,执行效果薄弱,长三角跨省界河湖管理缺乏具有强制力的法规制度指导和约束,流域统筹区域协同跨界河湖治理机制未完全建立。在长三角湖长协作机制的实施下,也未有相关法律法规对其权责关系作出细致化的规定,协作任务、考核评价及奖惩机制都存在立法空白,各行政单元以本辖区利益优先,导致地方政府在跨界河湖管理保护中身兼“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角色,形成政府间环境竞次的局面[12]。
二是立法受制于长三角各行政区区划范围,导致跨界河湖治理的规划标准不尽一致。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现有的河湖管理标准局限于自身行政区范围内,主要表现在生态环境及产业准入条件、环境监测要求、水行政执法行为规范、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等河湖管护规定呈现明显的差异性和独立性。同时各省对跨界河湖的功能定位不一,以长三角的淀山湖和太浦河为例,上游地区的江苏省将其作为汛期泄洪通道,下游地区的上海市将其作为饮用水水源地,二者对河湖的保护需求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对河湖管理和保护的步伐不能协调一致,出现了立法定位难、治理碎片化的困境。
2.2 长三角跨界河湖治理联合执法权责不明晰
二是长三角跨界河湖联防联控有待完善。在太湖流域“联合河长制”下,不同地区的河长互聘互派,跨界河湖管理工作的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跨界河湖的联防联控工作主要依靠属地河湖长以及省市间合作框架协议的推动,该项工作多被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同时,由于河湖长任职有一定的工作年限,每个河湖长有各自不同的行政自觉和行政能力,频繁的人事变动易造成分段河湖联合管控的断层,难以保证联防联控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长三角跨界河湖的管理保护工作就难以全面开展。除此之外,跨界河湖管理保护工作的协同治理与联防联控在一定程度上仍局限于属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长三角跨界河湖的联保共治机制尚未发展成熟,制约了日常河湖管护工作的有效运行[15]。
2.3 长三角跨界河湖治理司法协同不足
一是长三角地区法院的协同不足。主要表现为长三角地区法院的司法审判标准不一。基于跨界河湖环境案件的复杂性,案件往往与三省一市密切相关,但各地裁判标准具有差异性,以非法采砂为例,浙江省和江苏省的刑事追责数额相差较大,在实践中便会导致不同的追诉结果,引发“同案不同判”的问题。此外,长三角区域环境司法资源的横向配置呈现非均等化,主要表现为:①长三角流域司法协作需要流域不同区段法院的互相配合,但由于三省一市经济发展失衡,会带来资源禀赋和审判能力的大相径庭,从而导致各法院参与深度不同[16];②长三角跨界河湖的治理以公检法三部门的协同为保障,公检法之间沟通协作的不足往往是掣肘长三角协同司法机制发展的内在动因。
二是长三角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的协同不足。一方面,司法与立法的衔接不足。长期以来,长三角跨界河湖治理的司法协作法律供给缺位,若无立法的有效指引,便无法发挥司法对环境立法的检验功能。另一方面,司法与执法的衔接不足。尤其是对于长三角跨界河湖治理案件,在责任界定和利益协调上的矛盾愈加凸显。主要表现为:①信息共享存有壁垒。长三角没有形成一套独立的河湖管理信息系统,不同部门之间共享力度不够,各自独立建设、管理和维护,存在“数据孤岛”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长三角流域的协同治理[17]。②线索通报和案件移送缺乏程序保障。生态环境执法部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间案件追诉判断标准不尽一致,使得跨界河湖环境涉罪案件难以顺利进入刑事司法程序[18]。③证据互认存在困难。在跨界河湖违法犯罪案件中,行政证据往往具有易变不稳性,生态环境执法部门未及时收集保存和移送相关证据将直接影响公安机关对环境犯罪的认定。
3 一体化协同治理背景下深化长三角跨界河湖治理的法治路径
3.1 推动长三角跨界河湖治理走向协同立法
推动长三角跨界河湖一体化发展,离不开立法的保障和引领。协同立法是立法机制的创新和突破,在一体化协同治理的背景下,长三角跨界河湖协同立法符合水污染防治的规律,有助于各行政区域合力应对区域内跨界河湖的共同问题。
一是要促进长三角跨界河湖治理顶层立法的出台,进一步加强地方立法协同。在国家层面,建议以河湖长制为抓手,在“不破行政隶属,打破行政边界”的原则下优化顶层设计,出台专门的长三角跨界河湖管理保护指导意见,统筹考虑长三角流域事项,并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把对行政部门的考核激励以及后续的监督保障措施列入其中,将长三角跨界河湖管理的相关政策法定化,实现由政策激活向法治保障的方向转变,以调整长三角跨界河湖管理保护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在地方层面,根据《立法法》第八十三条规定,长三角所涉三省一市可以根据区域发展的需要,协同制定跨界河湖治理方面的地方性法规。统一的法治环境是长三角地区跨界河湖协同治理的基础[19],长三角跨界河湖的整体性特点决定了其必须授权地方人大和政府部门共同承担起制定跨界河湖管理专项法的任务,要使长三角政府间的合作协议走向规范化和法治化,将重要的行政协议转化为区域协同立法[20],解决其法律属性不明的问题,增强相关法律规范的针对性和适应性,更好地推动长三角跨界河湖治理从“分别立法,共同行动”走向“共同立法,共同行动”[21]。同时当长三角各地相抵触时,应确保区域协同立法的优先适用。
二是要在立法中平衡三省一市的生态利益,明确跨界河湖治理的规划和标准。一方面,强化长三角流域相关规划的引领、指导和约束作用,根据跨界河湖所处的地理方位与所属的行政区划,合理确定流域治理管护的总体要求与河湖分区分段的功能定位,科学分解长三角跨界河湖管理保护的目标和任务。同时,根据流域治理区域协同的原则,通过制定流域和区域的总体或专门规划、编制“一河一策”“一湖一策”方案等,以实现长三角地区统筹协调、统一规划、系统治理的目的。另一方面,长三角各地区要统一跨界河湖的管护标准,建立与国家法律体系相配套的生态环境保护指标体系标准,并针对不同河段各自的功能定位着力构建层次分明、协同治理的水生态环境标准,实现长三角跨界河湖治理标准的一体化。
3.2 理顺长三角跨界河湖联合执法的权责关系
推动长三角跨界河湖一体化发展,离不开联合执法。生态环境执法领域往往因各地方政府间存在利益冲突而陷入难以协作的困境,长三角跨界河湖治理亦是如此。在一体化协同治理的背景下,长三角跨界河湖联合执法能够实现河湖生态环境的共保联治。
一是要厘清流域协调机制和河湖长协作机制之间的关系。首先,太湖流域省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旨在从更高层级、更大范围对长三角跨界河湖以及重点水域的管理进行决策;河湖长协作机制旨在从工作层面推进长三角“流域管理机构和省市级河湖长办”的融合工作,各级河湖长承担多地区、多部门之间的涉水事务;太湖流域管理局是水利部在太湖流域范围内的派出机构,主要负责长三角范围内江浙沪地区水资源管理的执法权、行政审批权等。其次,构建太湖流域管理局、长江水利委员会与省级河湖长办合署办公的常态化模式,统筹推进长三角跨界河湖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的系统治理,实现跨省际河湖的协同治理和系统保护[22]。最后,要进一步强化协调协作机制的作用。建立跨区域协调协作平台,协调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的关系,深度挖掘流域管理机构的指导监督功能,完善联合河湖长制,形成跨省市协调、跨区域共治、跨部门联动的工作格局,促进跨界河湖的协同共治[23]。
二是要优化联防联控的制度体系。根据长三角跨界河湖的特点和管理保护要求,针对联合河湖长制任务政治化的要求,要理顺不同层级的河湖长之间、河湖长与部门之间、河湖长与区域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等的法律关系,明确具体责任人,加强协同联动和密切配合,深化跨省河湖长制联防联控的落实成效。针对跨地区河湖长“人走事走”的困境,要进一步强化各级河湖长对跨界河湖联合管护工作的统一认知,加强对各级地方党政负责人的约束与激励,避免因形势变动、政策变动、人员变动等因素而影响河湖长制的实施效果[24]。针对联合河湖长制联防联控工作制度尚不完备的现状,各区域要进一步完善日常工作方案,共同开展河湖联合巡查、联合管护、联合执法等以破解跨界河湖治理的难题。
3.3 强化流域司法合力
推动长三角跨界河湖一体化发展,离不开协同司法。公检法三机关是协同司法的主力军,环境资源保护是长三角协同司法的重点领域,建立跨域审判资源系统整合与共享机制是救济长三角跨界河湖治理纠纷的重要保障。
一是强化长三角法院之间的协同。通过在长三角区域范围内建立与跨界河湖生态特点相符合的专门化的司法审判机构,实现审判机关的协同司法。具体要满足:①该审判机构立足于流域的整体性与行政区划的分割性特点,对长三角区域内的跨界河湖治理案件进行集中管辖,探索设立相对体现长三角特色与功能的流域环境审判机构体系[25]。②该审判机构可参照传统法院层级设立三层级的生态环境法院,受理范围不限行政区划,但受限为长三角跨界河湖治理案件。③明确重点受案范围,聚焦于长三角跨界河湖治理相关的环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统一由该审判机构归口管理,以提高流域司法案件办案效率。此外,法院要建立流域协同化的信息共享机制。主要体现为:①加大法院系统间的信息沟通共享力度,共享跨省域审判数据,并形成可供各级法院检索的审判共识。②加大法院与检察、公安部门的协调协作,在促进公检法三部门业务深度融合的基础上,还要提高长三角跨区域、行业和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能力,设立长三角区域涉水大数据中心,成立信息共享议事机构并制定信息通报制度[26],形成司法合力。
二是强化长三角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的协同。一方面,要加强司法与立法的衔接。在长三角区域协同立法的基础上,细化长三角区域环境司法协作细则,推进司法与立法协作的有效衔接。另一方面,要加强司法与执法的衔接。在信息资源共享上,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与福建省河长制办公室共同研究制定出台的《关于设立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驻省河长制办公室法官工作室的意见》,实现了全国首个省级审判机构在省河长办派驻法官工作室,是进一步健全完善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无缝衔接机制的重要举措。参照福建经验,促进河湖长制与公检法的高效衔接。具体来说,要拓宽长三角跨界河湖长制与检察机关、行政机关的协作内容,在长三角区域关键节点设置驻河湖长检察官办公室、驻河湖长警官办公室等[27]。在案件移送上,明确环境案件行刑衔接的移送标准和时机,对于跨界河湖中发生的重大环境违法犯罪案件应由公安机关提前介入。在证据互认上,强化生态环境执法部门与公检法的协调配合,发挥行政部门取证方面的专业优势,保证证据的有效衔接。
4 结束语
流域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其本身没有行政界线,需要跨省跨部门跨机构的协同合作,打破传统跨界河湖“碎片化”治理的模式。长三角是促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落地生根和走好“一盘棋”的核心地带,其跨界河湖众多,具有重大的生态战略地位。长三角在跨界河湖治理方面展开了创新性的探索,其以协同治水为导向,建立了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省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合河长制、湖长协作机制等,开创了跨区域协同治理的崭新模式。但长三角跨界河湖的治理仍缺乏一定的法治保障,在协同立法、联合执法、协同司法方面都存在协同困难和协同不足的缺点,桎梏了长三角一体化的法治进程。基于长三角跨界河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需要打破长三角范围内三省一市行政区域的分割性,统筹好不同权力架构下的立法、执法、司法力量,改变碎片化、单向度的治理模式。在一体化协同治理的背景下,长三角跨界河湖的治理需要切实遵循流域统筹区域协同的原则,以构建区域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实现跨界河湖联防联控联护的目标,并为其他跨界河湖的治理提供经验参考。